第231节(4 /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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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末中原战乱频仍,契丹乘时而动,时有入寇幽燕之举。但在阿保机崛起之前,由于没有一位强人领袖,契丹南下侵扰,在军事上并不成功。而天复元年阿保机以迭剌部夷离菫的身份主政后,局面迅速有了重大改观。根据《辽史》,唐天复二年七月,即阿保机主政的第二年,契丹“以兵四十万伐河东代北,攻下九郡,获生口九万五千,驼、马、牛、羊不可胜纪”。以阿保机亲自领军的这次南征为标志,他主政给契丹政权带来的根本性变化,是契丹政权对外扩张的一次结构性突破,其势力开始真正越长城而南向。
  阿保机对中原政局的介入,不仅表现在南侵,更重要的是,他开始与中原军阀接触,周旋于唐末最强大的两支藩镇势力晋王李克用和梁王朱全忠之间。天祐二年(905),“唐河东节度使李克用遣通事康令德乞盟。冬十月,太祖以骑兵七万会克用于云州,宴酣,克用借兵以报刘仁恭木瓜涧之役,太祖许之。易袍马,约为兄弟”。三年,“汴州朱全忠遣人浮海奉书币、衣带、珍玩来聘”。
  阿保机与李克用结盟的内容,据李锡厚和曹流的考辩,实非讨伐刘仁恭,而是合兵攻梁,但事后阿保机并未遵守盟约。据上引文,阿保机与朱温的最初往来,即发生于云州之盟的第二年。次年“四月丁未朔,唐梁王朱全忠废其主,寻弑之,自立为帝,国号梁,遣使来告”。从《辽史》来看,似乎朱温篡唐后急于得到契丹的承认,再次伸出橄榄枝,而契丹对朱梁的频频示好似乎并不热衷。不过,在中原文献中,天祐三年朱温遣使契丹全无踪影,四年契丹与朱梁的往来也完全是另一副图景。《新五代史》就此有一段综论:
  (云州盟后阿保机)既归而背约,遣使者袍笏梅老聘梁。梁遣太府卿高顷、军将郎公远等报聘。逾年,顷还,阿保机遣使者解里随顷,以良马、貂裘、朝霞锦聘梁,奉表称臣,以求封册。梁复遣公远及司农卿浑特以诏书报劳,别以记事赐之,约共举兵灭晋,然后封册为甥舅之国,又使以子弟三百骑入卫京师。……浑特等至契丹,阿保机不能如约,梁亦未尝封册。而终梁之世,契丹使者四至。
  按袍笏梅老使梁事又见《五代会要》、《册府元龟》、《新五代史·梁太祖纪下》及《资治通鉴》,前三书均作梁开平元年(即唐天祐四年)四月,唯《通鉴》曰五月。据《册府元龟》及《新五代史·梁太祖纪下》,同年五月,契丹使又至。《辽史》记天祐三年朱温遣使至契丹,恐非无中生有,可能是朱温在得知李克用与阿保机结盟后,急于拆散这一同盟,故此笼络阿保机。中原文献不载天祐三年事,应当是羞于朱梁示好夷狄之举。这一态度可以得到《册府元龟》的验证。该书纪开平元年五月契丹来使后曰:“契丹久不通中华,闻帝威声,乃率所部来贡。三数年间,频献名马方物。”十足把契丹描绘成了敬仰上邦之蛮夷,主动朝贡,恐非实录。结合中原与辽朝文献,我们其实大体可以推断,在朱全忠伸出橄榄枝后,阿保机之回应还是相当积极的。
  在李克用主动示好后,阿保机并未如约出兵攻梁,反而背盟与梁交通,反映出此人对中原局势的密切关注和敏锐的政治洞察力。阿保机虽是偏处一隅的异族,但就此看来他不仅对唐王朝即将覆灭有所预期,而且对唐末中原的混乱局势有相当的认识。可能是因为看出,无论是李克用还是朱温,在这场较量中都不具备绝对优势,因此他选择了依违二者之间。在天祐三年朱全忠来使后,阿保机认为时机已成熟,因此次年正月取遥辇痕德堇而代之,登上了契丹可汗之位。李锡厚指出,阿保机之所以能代痕德堇为汗,在于其在中原声威的增长。根据上文的分析,李克用和朱温竞相笼络阿保机,的确可以支持这一论断。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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