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中华史：魏晋风度 第9节（3 / 4）
但即便如此，魏晋名士仍趋之若鹜。事实上，清谈既是风流人物展示聪明才智的手段，也是上流社会重要的社交活动，因此老成持重如王导，飘逸潇洒如庾亮，野心勃勃如桓温，从容镇定如谢安，也都乐此不疲，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情趣和生活方式。
清谈，是名士们的世界杯。
这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士族的时代，而士族正是通过掌握知识和拥有智慧成为特权阶层的。无论是要显示自己的文化优势，还是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都必须借助清谈。哪怕贵为相王如司马昱，也如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魏晋玄学。
玄学当然也是“中国式哲学”，而且一开始还披着儒学的外衣，包括重新为《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作注。然而无论世界观还是方法论，玄学与儒学都南辕北辙。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夫子他们要的，就是玄学不要的；孔夫子他们不要的，则正是玄学想要的。
那么，玄学与儒学的区别何在？
借用康德的术语，儒学是“实践理性”的，玄学是“纯粹理性”的。儒家思考的那些现实世俗问题，比如政治和伦理，恰恰为玄学所不感兴趣。实际上玄学之“玄”，就在于研究课题的高深玄远和无关实际。比方说，世界的本体是什么，思辨的方法又是什么。
玄学形而上，儒学形而下。
很清楚，儒学最终要做，玄学却只需要说。这才有“清谈误国”的批评。对此，谢安曾嗤之以鼻。他说：秦任商鞅不尚空谈，怎么也二世而亡？
事实上魏晋的清谈家中并不乏实干家，他们对玄学兴趣盎然也并非不务实，甚至也未必当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体是有是无，只不过欣赏和喜欢那高谈阔论之中体现和蕴含的智慧。是啊，当一群聪明绝顶的人聚在一起，挥舞着麈尾唇枪舌剑时，岂非极其高雅的智力游戏？
没错，这是一种活法，一种人生态度。
这种态度是哲学的，也是艺术的。
无弦琴 据说，陶渊明的琴没有弦。
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张无弦琴。如果是因为不懂音乐，或认为大音希声，固然可以无弦，那张琴岂非也是多余？然而陶渊明却偏偏要有琴。而且但凡有酒，就要抚弄那无弦琴，演奏着谁也听不见的乐曲。
也许，琴就是他的麈尾。
没有证据显示陶渊明参加过清谈，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另类。相反，作为魏晋最后一位名士，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也是哲学和艺术的。只不过殷浩他们要以其他清谈家为交流对象，陶渊明的对象却是田园和自己。
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中读出。是啊，为什么村子里的鸡鸣狗吠，邻居家的炊烟袅袅，田野中的良苗远风，农耕时的带月荷锄，这些再普通寻常不过的情和景，会变成他心中和笔下的情之所钟？诗人其实已经做了回答：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辩就是言说，不是辨别。人类需要言说，是因为有心意要表达。心意可以是情感，是意志，是认识，但都需要通过概念性的语言来传递。然而概念性语言（言）能不能充分地表达心意（尽意），却是一个问题。为此，魏晋玄学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可以，一派认为不能。
这就是“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之争。
也因此，此处的“辩”不能写成“辨”。
陶渊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告诉我们，当他采菊东篱下，悠悠然无意间看见了南山，看见那缓缓西下的秋阳和结伴而归的飞鸟时，就已经领悟到了什么（此中有真意），但想说的时候却忘了该怎么说。
当然，更重要的是：不必说。
所以，他的琴也不必有弦。因为重要的是真意，忘言则无关紧要。有此真意，则即便“结庐在人境”，也能“而无车马喧”，何况还有那菊花，那南山，那飞鸟。
这其实是艺术化的玄学。
实际上玄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探究真意，只不过这真意是世界和宇宙的。这就更非一般概念性语言所能把握和表达，只能诉诸“玄言”，还得“玄之又玄”。当这种玄之又玄的语言也无法尽意时，就只能诉诸艺术了。
艺术也是言说，却是“非概念性”的。艺术语言无论抽象如音乐、书法，具象如雕塑、绘画，都多少具有不确定性。然而这种特性对于无法穷尽的真意却是福音。因为确定即限定，限定则有穷，那又岂能是众妙之门？
玄学的艺术化，势在必然。
而且，也只是换了一种言说的方式。
事实上陶渊明并没有否认言说的必要，否则他连这诗也可以不写。这就正如麈尾不是清谈的目的，清谈却仍然需要麈尾助兴。哲学也好，艺术也罢，都需要载体，也需要道具。所以，琴不能没有，哪怕无弦。
同样，围棋也不能没有子，哪怕只有黑白两种。 ↑返回顶部↑
清谈，是名士们的世界杯。
这并不奇怪。因为魏晋是士族的时代，而士族正是通过掌握知识和拥有智慧成为特权阶层的。无论是要显示自己的文化优势，还是要扩大自己的社会影响，他们都必须借助清谈。哪怕贵为相王如司马昱，也如此。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难理解魏晋玄学。
玄学当然也是“中国式哲学”，而且一开始还披着儒学的外衣，包括重新为《论语》这样的儒家经典作注。然而无论世界观还是方法论，玄学与儒学都南辕北辙。我们甚至可以说，孔夫子他们要的，就是玄学不要的；孔夫子他们不要的，则正是玄学想要的。
那么，玄学与儒学的区别何在？
借用康德的术语，儒学是“实践理性”的，玄学是“纯粹理性”的。儒家思考的那些现实世俗问题，比如政治和伦理，恰恰为玄学所不感兴趣。实际上玄学之“玄”，就在于研究课题的高深玄远和无关实际。比方说，世界的本体是什么，思辨的方法又是什么。
玄学形而上，儒学形而下。
很清楚，儒学最终要做，玄学却只需要说。这才有“清谈误国”的批评。对此，谢安曾嗤之以鼻。他说：秦任商鞅不尚空谈，怎么也二世而亡？
事实上魏晋的清谈家中并不乏实干家，他们对玄学兴趣盎然也并非不务实，甚至也未必当真要弄清楚世界的本体是有是无，只不过欣赏和喜欢那高谈阔论之中体现和蕴含的智慧。是啊，当一群聪明绝顶的人聚在一起，挥舞着麈尾唇枪舌剑时，岂非极其高雅的智力游戏？
没错，这是一种活法，一种人生态度。
这种态度是哲学的，也是艺术的。
无弦琴 据说，陶渊明的琴没有弦。
不清楚他为什么要有这样一张无弦琴。如果是因为不懂音乐，或认为大音希声，固然可以无弦，那张琴岂非也是多余？然而陶渊明却偏偏要有琴。而且但凡有酒，就要抚弄那无弦琴，演奏着谁也听不见的乐曲。
也许，琴就是他的麈尾。
没有证据显示陶渊明参加过清谈，但这绝不意味着他是另类。相反，作为魏晋最后一位名士，陶渊明的人生态度也是哲学和艺术的。只不过殷浩他们要以其他清谈家为交流对象，陶渊明的对象却是田园和自己。
这一点，可以从他的诗中读出。是啊，为什么村子里的鸡鸣狗吠，邻居家的炊烟袅袅，田野中的良苗远风，农耕时的带月荷锄，这些再普通寻常不过的情和景，会变成他心中和笔下的情之所钟？诗人其实已经做了回答： 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
辩就是言说，不是辨别。人类需要言说，是因为有心意要表达。心意可以是情感，是意志，是认识，但都需要通过概念性的语言来传递。然而概念性语言（言）能不能充分地表达心意（尽意），却是一个问题。为此，魏晋玄学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可以，一派认为不能。
这就是“言尽意”和“言不尽意”之争。
也因此，此处的“辩”不能写成“辨”。
陶渊明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他只是告诉我们，当他采菊东篱下，悠悠然无意间看见了南山，看见那缓缓西下的秋阳和结伴而归的飞鸟时，就已经领悟到了什么（此中有真意），但想说的时候却忘了该怎么说。
当然，更重要的是：不必说。
所以，他的琴也不必有弦。因为重要的是真意，忘言则无关紧要。有此真意，则即便“结庐在人境”，也能“而无车马喧”，何况还有那菊花，那南山，那飞鸟。
这其实是艺术化的玄学。
实际上玄学的终极目的，就是要探究真意，只不过这真意是世界和宇宙的。这就更非一般概念性语言所能把握和表达，只能诉诸“玄言”，还得“玄之又玄”。当这种玄之又玄的语言也无法尽意时，就只能诉诸艺术了。
艺术也是言说，却是“非概念性”的。艺术语言无论抽象如音乐、书法，具象如雕塑、绘画，都多少具有不确定性。然而这种特性对于无法穷尽的真意却是福音。因为确定即限定，限定则有穷，那又岂能是众妙之门？
玄学的艺术化，势在必然。
而且，也只是换了一种言说的方式。
事实上陶渊明并没有否认言说的必要，否则他连这诗也可以不写。这就正如麈尾不是清谈的目的，清谈却仍然需要麈尾助兴。哲学也好，艺术也罢，都需要载体，也需要道具。所以，琴不能没有，哪怕无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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