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建国历程（3 / 4）
相比于新加坡的马来人、欧亚人和印度人，日方对待华人更为严酷，无论是榨取钱财还是实施严刑峻法总是先对华人下手。在“肃清”行动之后，他们成立了华侨协会，向马来亚地区的华人索要5000万元的奉纳金。其中，新加坡要承担1000万元。日军将领山下奉文当初给出的理由是：“华侨支持重庆政府抗日，这笔钱是你们向日军赎罪的买命钱。”70多岁的著名华侨林文庆被迫担任华侨协会会长，并以他的名义去筹钱。
投降仪式后的双方代表团1945年9月12日，政府大厦举行了日军投降仪式。之后，双方代表团走出大厦。
欢呼的人群1945年9月5日，面对重返新加坡的英国军队，人们发出了欢呼。人群的上方，英国国旗飘扬，这代表日军对新加坡的占领结束了。虽然英军受到了欢迎，但从此以后，英军在新加坡民众心中的威信大不如前。
在整个日据时期，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告密和私刑横行，稍有不慎就会被认为拥护英殖文化或反日，被宪兵队抓走进行严刑拷打。人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赚到钱便挥霍一空，因为不知道自己和全家明天会发生什么。随着物资的极度匮乏和日方滥发军票（代替英国的货币，俗称“香蕉票”），新加坡长期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中。不少不良商人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米价从1斤5元涨到5000元，城镇住宅的房子也翻了50～60倍。到后来，几乎每样东西都变成“黑市交易”，甚至连巴士车票、电影票等都要以黑市价格交易。到日据后期，大街上到处充斥着无用的军票，在日军投降日，许多人索性把军票当成冥纸烧给自己的先人。
日军统治期间，改变的不仅是这里的生活，还有人们的价值观。人们以往奉行的公正、善良都不能再作为生存下去的资本，见机行事成为人们看重的美德。一些非法贸易者和赌徒成为新富阶层，那些文员、教师等白领阶层则薪水微薄、处境艰难。这种价值观的改变甚至深深影响到日军投降之后的很多年。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日军的高压政策激发了新加坡人的创造才能，在工业上生产出许多替代性产品。比如用凤梨纤维制作的麻绳和缆绳，用木薯酿制的烈性酒，用竹子、凤梨叶和茅草造的纸，用橡胶油和汽油混合成机动车燃料，还有在战后仍广受欢迎的三轮车等，虽然这些替代性工业没能延续下来，但这反映了新加坡具备进行现代工业化的潜力。虽然备受压迫，华人仍旧是这里的经济支柱，他们依靠互助合作和极广的人脉在最艰难的时境也生存下去并获得发展。
1945年8月，日军终于投降，结束了他们残酷又失败的统治，但留下的是一个疾病横行、食不果腹、居住条件拥挤的破败的新加坡。在日军投降、英军未到的一个月里，这里异常混乱，汉奸遭到清算，许多公共设施被破坏。人们等待着英军能降下“甘霖”救民于水火，但这场期盼的实现也许任重而道远。
日军战犯山下奉文
山下奉文出生于1885年，是日本著名战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山下奉文参与了多次对华战争，屠杀了不少中国军民。他曾全面指挥对新加坡的战争，一举从英军手中拿下了新加坡及整个马来半岛，被称为“马来之虎”。英军总司令白思华被迫率部投降。1945年，日军战败，负责菲律宾防务的山下奉文向美军投降，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刚被释放的白思华也参加了这场受降仪式。之后，他成为第一个被美军审判的日本战犯，在1946年被处以绞刑。
迈向自治
日军撤离后，新加坡重回英国的“怀抱”，但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无法再恢复到战前状态。新加坡人失去了旧日那种对英国保护能力的无条件的信任，加上马来亚共产党的活动，英方对新加坡的新定位，新加坡利益的诉求，尤其是粮食短缺的问题长时期得不到解决，使彼此之间激化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于是，在矛盾共存中，在殖民当局的推动下，新加坡一步步迈向了自治。
20世纪50年代，生活在新加坡的印度儿童。
日军投降一个月后，英军才赶到新加坡，尽管胜利的光环仍闪耀在英国国旗上，尽管这里的人民都诚心诚意地欢迎英国政权的回归，但昔日的荣光似乎已经不再。对大多数百姓来说，找到工作，有房子住，解决口粮问题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但是英军接管这里之后，饥荒与物资短缺并没有结束，人们对英政府的希望转化为了失望。
1946年4月，英国军管统治结束。海峡殖民地解散，槟榔屿和马六甲等地正式成立马来亚联盟，而新加坡作为一块王室殖民地被单立出来，由英国总督管理。尽管如此，新加坡和马来亚联盟之间还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人也对新加坡被单立出来表示不满。当时，因为食物的短缺，马来人民族情绪的泛起，马来亚共产党带领劳工们发动了几次罢工浪潮，新加坡政局面临着重重困境。直到1948年，随着经济的复苏，新加坡才终结了粮食短缺的艰难状况。
在解放后的头两年里，总督一直在咨政委员会的协助下治理新加坡。虽然该委员会没有决策权，但也分化了总督的权力。1947年，行政和立法议会成立，人民有权选出立法议会中的6名议员。1948年，因为马来亚共产党企图用武力夺取政权，导致马来亚联邦与新加坡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一状态持续了12年之久。在此之前，新加坡进步党已经成立，在此之后因为紧急状态抑制了新组织的发展，所以进步党成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政党。该政党领袖与殖民政权关系密切，他们愿意与殖民当局合作，共同促进新加坡政治构架的改革和社会的改良。
1953年底，英国政府修改新加坡的宪法，赋予了新加坡更大程度的自治权。1955年，新加坡举行大选，这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大选选举行政与立法议会会员，并成立了联合政府，大卫·马绍尔成为首任首席部长。但在他执政期间，发生了多次工人暴乱。一年后，在与殖民当局关于新加坡完全自治的想法谈判破裂后，马绍尔辞职，由劳工部长林有福接任。1957年3月，林有福率领代表团在伦敦与英国当局成功达成协议，1958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并得到了更多的自治权力。
1959年，新加坡再次举行大选，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得43票，成为最大党，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李光耀当选为首任总理。至此，一场由殖民当局推动，人民行动党“助攻”的自治之旅终于完美落幕，新加坡人的政治觉悟开始崛起，新加坡走上了自治之路。
新加坡河上的船这张拍摄于1960年的照片展现了当时新加坡河的风貌，河的两边停满了做生意的木船。
桥南路1965年的桥南路已经非常繁华，汽车行人往来，街两边店铺林立。如今，这里属于牛车水范围。
新马合并时期
马来亚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促进了新马合并，成立了马来西亚联邦。但因为新加坡与马来亚长期存在的差异以及政治、经济上的纷争，注定这条合并之路走不了多远。所以，两年之后，双方分道扬镳，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走上了独立之路。
1961年5月，马来亚首相东古·拉赫曼提出把新加坡、马来亚、文莱、沙捞越和北婆罗洲（沙巴）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邦的希望，由一个中央政府来处理内部的安全事宜。这项建议主要是针对新加坡的，因为东古·拉赫曼感觉新加坡政局不稳。
1963年9月13日，新加坡与马来亚、沙捞越和沙巴正式合并，成立了马来西亚联邦。文莱因为国内发生叛乱而拒绝参加这一合并。而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反对合并，两国都曾因领土之争，与新的马来西亚联邦政权展开对抗。
重要的是，新马合并之后，新加坡与中央政府之间并不和谐，矛盾不断。在合并后的第三个月，李光耀就对马来西亚联邦没有给予新加坡足够的提升社会状况的预算表示不满，新加坡的商人也不断投诉中央政府对他们的歧视和打压。1964年12月，中央政府要求提高新加坡上交的税收，这使双方的经济利益矛盾进一步深化。双方都想建立一个拓展的市场，以销售他们新兴的产品，但新加坡不愿放弃自由港地位，而联邦则不希望降低关税壁垒，在相互维权中彼此更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在政治上，两地也有很大的分歧。1963年，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巫统（马来人政党）、马华国会和国大党组成联盟党参加了新加坡州选举，但这次选举他们未得一席，原有的选举也被人民行动党夺取。1964年3月，联邦政府举行大选，人民行动党也以高调的姿态参与这次大选，以期更快地融入马来西亚联邦。但这次举动却招来联邦政界的不满以及敌视，人民行动党也在选举中惨败。不久，因为巫统的煽动以及印尼特务的挑拨，新加坡爆发了严重的种族暴乱，马来主义情绪再度泛起。一些激进的马来人甚至将李光耀视为敌人，认为他是反马来人的社群主义者，威胁到他们的宗教和文化。
东古·拉赫曼马来西亚第一任总理，被尊为“马来西亚国父”，大力促成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
1964年7月29日，李光耀来到贫民区发表演讲，指责东古·拉赫曼与联邦政府试图推行“种族沙文主义”。
鉴于这种局面，首相东古·拉赫曼担心华人会逐步进入马来西亚的政界，主宰这里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破坏马来人的绝对领导权。于是，他决定将新加坡“踢”出马来西亚联邦，以保证马来族的统治。1965年8月，中央政府召开国会，修改宪法，以126票的赞成票将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于是新加坡在被动的状态下成为一个有主权的、民主、独立的国家。
独立治国
“新加坡没有历史，新加坡的历史从现在开始！”1965年8月，新加坡人发现他们被迫独立了，从那时起，这句豪言壮语一度成为新加坡的流行语。接下来的一切都要面临改弦更张，这个新独立的小国是否能在国际上生存下去也成了问题，但新加坡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日益强大。 ↑返回顶部↑
投降仪式后的双方代表团1945年9月12日，政府大厦举行了日军投降仪式。之后，双方代表团走出大厦。
欢呼的人群1945年9月5日，面对重返新加坡的英国军队，人们发出了欢呼。人群的上方，英国国旗飘扬，这代表日军对新加坡的占领结束了。虽然英军受到了欢迎，但从此以后，英军在新加坡民众心中的威信大不如前。
在整个日据时期，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告密和私刑横行，稍有不慎就会被认为拥护英殖文化或反日，被宪兵队抓走进行严刑拷打。人们失去了生活的目标，赚到钱便挥霍一空，因为不知道自己和全家明天会发生什么。随着物资的极度匮乏和日方滥发军票（代替英国的货币，俗称“香蕉票”），新加坡长期陷入严重的通货膨胀之中。不少不良商人囤积居奇，导致物价飞涨，米价从1斤5元涨到5000元，城镇住宅的房子也翻了50～60倍。到后来，几乎每样东西都变成“黑市交易”，甚至连巴士车票、电影票等都要以黑市价格交易。到日据后期，大街上到处充斥着无用的军票，在日军投降日，许多人索性把军票当成冥纸烧给自己的先人。
日军统治期间，改变的不仅是这里的生活，还有人们的价值观。人们以往奉行的公正、善良都不能再作为生存下去的资本，见机行事成为人们看重的美德。一些非法贸易者和赌徒成为新富阶层，那些文员、教师等白领阶层则薪水微薄、处境艰难。这种价值观的改变甚至深深影响到日军投降之后的很多年。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日军的高压政策激发了新加坡人的创造才能，在工业上生产出许多替代性产品。比如用凤梨纤维制作的麻绳和缆绳，用木薯酿制的烈性酒，用竹子、凤梨叶和茅草造的纸，用橡胶油和汽油混合成机动车燃料，还有在战后仍广受欢迎的三轮车等，虽然这些替代性工业没能延续下来，但这反映了新加坡具备进行现代工业化的潜力。虽然备受压迫，华人仍旧是这里的经济支柱，他们依靠互助合作和极广的人脉在最艰难的时境也生存下去并获得发展。
1945年8月，日军终于投降，结束了他们残酷又失败的统治，但留下的是一个疾病横行、食不果腹、居住条件拥挤的破败的新加坡。在日军投降、英军未到的一个月里，这里异常混乱，汉奸遭到清算，许多公共设施被破坏。人们等待着英军能降下“甘霖”救民于水火，但这场期盼的实现也许任重而道远。
日军战犯山下奉文
山下奉文出生于1885年，是日本著名战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山下奉文参与了多次对华战争，屠杀了不少中国军民。他曾全面指挥对新加坡的战争，一举从英军手中拿下了新加坡及整个马来半岛，被称为“马来之虎”。英军总司令白思华被迫率部投降。1945年，日军战败，负责菲律宾防务的山下奉文向美军投降，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刚被释放的白思华也参加了这场受降仪式。之后，他成为第一个被美军审判的日本战犯，在1946年被处以绞刑。
迈向自治
日军撤离后，新加坡重回英国的“怀抱”，但一切都发生了改变，无法再恢复到战前状态。新加坡人失去了旧日那种对英国保护能力的无条件的信任，加上马来亚共产党的活动，英方对新加坡的新定位，新加坡利益的诉求，尤其是粮食短缺的问题长时期得不到解决，使彼此之间激化了各种各样的矛盾。于是，在矛盾共存中，在殖民当局的推动下，新加坡一步步迈向了自治。
20世纪50年代，生活在新加坡的印度儿童。
日军投降一个月后，英军才赶到新加坡，尽管胜利的光环仍闪耀在英国国旗上，尽管这里的人民都诚心诚意地欢迎英国政权的回归，但昔日的荣光似乎已经不再。对大多数百姓来说，找到工作，有房子住，解决口粮问题是他们最大的心愿。但是英军接管这里之后，饥荒与物资短缺并没有结束，人们对英政府的希望转化为了失望。
1946年4月，英国军管统治结束。海峡殖民地解散，槟榔屿和马六甲等地正式成立马来亚联盟，而新加坡作为一块王室殖民地被单立出来，由英国总督管理。尽管如此，新加坡和马来亚联盟之间还是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人也对新加坡被单立出来表示不满。当时，因为食物的短缺，马来人民族情绪的泛起，马来亚共产党带领劳工们发动了几次罢工浪潮，新加坡政局面临着重重困境。直到1948年，随着经济的复苏，新加坡才终结了粮食短缺的艰难状况。
在解放后的头两年里，总督一直在咨政委员会的协助下治理新加坡。虽然该委员会没有决策权，但也分化了总督的权力。1947年，行政和立法议会成立，人民有权选出立法议会中的6名议员。1948年，因为马来亚共产党企图用武力夺取政权，导致马来亚联邦与新加坡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一状态持续了12年之久。在此之前，新加坡进步党已经成立，在此之后因为紧急状态抑制了新组织的发展，所以进步党成为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重要政党。该政党领袖与殖民政权关系密切，他们愿意与殖民当局合作，共同促进新加坡政治构架的改革和社会的改良。
1953年底，英国政府修改新加坡的宪法，赋予了新加坡更大程度的自治权。1955年，新加坡举行大选，这是新加坡历史上第一次重要的政治事件。大选选举行政与立法议会会员，并成立了联合政府，大卫·马绍尔成为首任首席部长。但在他执政期间，发生了多次工人暴乱。一年后，在与殖民当局关于新加坡完全自治的想法谈判破裂后，马绍尔辞职，由劳工部长林有福接任。1957年3月，林有福率领代表团在伦敦与英国当局成功达成协议，1958年新加坡成为自治邦，并得到了更多的自治权力。
1959年，新加坡再次举行大选，人民行动党在选举中获得43票，成为最大党，新加坡自治政府成立，李光耀当选为首任总理。至此，一场由殖民当局推动，人民行动党“助攻”的自治之旅终于完美落幕，新加坡人的政治觉悟开始崛起，新加坡走上了自治之路。
新加坡河上的船这张拍摄于1960年的照片展现了当时新加坡河的风貌，河的两边停满了做生意的木船。
桥南路1965年的桥南路已经非常繁华，汽车行人往来，街两边店铺林立。如今，这里属于牛车水范围。
新马合并时期
马来亚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积极促进了新马合并，成立了马来西亚联邦。但因为新加坡与马来亚长期存在的差异以及政治、经济上的纷争，注定这条合并之路走不了多远。所以，两年之后，双方分道扬镳，新加坡脱离马来西亚联邦，走上了独立之路。
1961年5月，马来亚首相东古·拉赫曼提出把新加坡、马来亚、文莱、沙捞越和北婆罗洲（沙巴）联合起来组成一个联邦的希望，由一个中央政府来处理内部的安全事宜。这项建议主要是针对新加坡的，因为东古·拉赫曼感觉新加坡政局不稳。
1963年9月13日，新加坡与马来亚、沙捞越和沙巴正式合并，成立了马来西亚联邦。文莱因为国内发生叛乱而拒绝参加这一合并。而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也反对合并，两国都曾因领土之争，与新的马来西亚联邦政权展开对抗。
重要的是，新马合并之后，新加坡与中央政府之间并不和谐，矛盾不断。在合并后的第三个月，李光耀就对马来西亚联邦没有给予新加坡足够的提升社会状况的预算表示不满，新加坡的商人也不断投诉中央政府对他们的歧视和打压。1964年12月，中央政府要求提高新加坡上交的税收，这使双方的经济利益矛盾进一步深化。双方都想建立一个拓展的市场，以销售他们新兴的产品，但新加坡不愿放弃自由港地位，而联邦则不希望降低关税壁垒，在相互维权中彼此更埋下了不满的种子。
在政治上，两地也有很大的分歧。1963年，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巫统（马来人政党）、马华国会和国大党组成联盟党参加了新加坡州选举，但这次选举他们未得一席，原有的选举也被人民行动党夺取。1964年3月，联邦政府举行大选，人民行动党也以高调的姿态参与这次大选，以期更快地融入马来西亚联邦。但这次举动却招来联邦政界的不满以及敌视，人民行动党也在选举中惨败。不久，因为巫统的煽动以及印尼特务的挑拨，新加坡爆发了严重的种族暴乱，马来主义情绪再度泛起。一些激进的马来人甚至将李光耀视为敌人，认为他是反马来人的社群主义者，威胁到他们的宗教和文化。
东古·拉赫曼马来西亚第一任总理，被尊为“马来西亚国父”，大力促成马来西亚联邦的成立。
1964年7月29日，李光耀来到贫民区发表演讲，指责东古·拉赫曼与联邦政府试图推行“种族沙文主义”。
鉴于这种局面，首相东古·拉赫曼担心华人会逐步进入马来西亚的政界，主宰这里的政治和经济环境，破坏马来人的绝对领导权。于是，他决定将新加坡“踢”出马来西亚联邦，以保证马来族的统治。1965年8月，中央政府召开国会，修改宪法，以126票的赞成票将新加坡逐出马来西亚。于是新加坡在被动的状态下成为一个有主权的、民主、独立的国家。
独立治国
“新加坡没有历史，新加坡的历史从现在开始！”1965年8月，新加坡人发现他们被迫独立了，从那时起，这句豪言壮语一度成为新加坡的流行语。接下来的一切都要面临改弦更张，这个新独立的小国是否能在国际上生存下去也成了问题，但新加坡不但生存了下来，而且日益强大。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