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4 / 7）
“才一万多元？”段祺瑞大为诧异。
“是的。一万多元已经很不少了，饷是平时就有的——”
“好了，好了！”段祺瑞不愿听他借题发挥的话，“你的报销办不办都不要紧，我另外拨款子给你。”
这一次讨逆军事，前后不过十天工夫，但靳云鹏与段芝贵的军费，一共五笔：“讨逆军总司令部七十万元”；“直隶垫拨讨逆军总司令部十五万元”，所谓“垫拨”是一句话，实际上就是另外给曹锟十五万；“士兵犒赏十万元”；“陆军部收来临时增加军队七十万元”，这笔款子专用来解散辫子兵；“遣留东厂胡同卫队及冯德麟部下用款二十万元”，东厂胡同指黎元洪的私邸而言。总共报销了一百八十五万元。
但是讨逆军的主力第十六混成旅，军费只报一万多元，相形之下，花账未免太大了。所以干脆不要冯玉祥报销，除了事先已经送过的款子以外，决定再拨五万大洋。
冯玉祥带兵的作风是，凡遇大笔款项收入，首先考虑的事是买军火。这一回他想买一门大炮，可是派人到王府井大街的洋行里一打听，一门炮起码要二十万，只好知难而退。
于是有个连长石友三建议：“冯德麟进关是带了手枪队来的。冯德麟一垮，手枪队的手枪都三文不值两文地卖掉了，流落在前门外店铺里的很不少。咱们不如收买手枪，成立一个手枪队。”
冯玉祥接纳了这个建议，而且将收买手枪的差使，就交给了石友三。他是吉林人，冯德麟的手枪队中，有不少是他的同乡，如今流落在北京的，也还有好几个。石友三找到一个同乡，了解了情况以后，便去找一家字号叫作“求增号”的军装铺，一谈即妥。称为“自来得”的手枪倒不贵，每支不过四五十元，但光有枪没有子弹也无用，一发子弹要一块两毛，每支枪配一百发子弹，总数便得一百六七十元。
当时军阀的风气，以成立手枪队作卫队为时髦。冯玉祥当然不为了赶时髦，照连的编制，组成两个手枪队，将李鸣钟的营副刘汝明调为旅部副官，管理这两个手枪队，一面训练，一面南下援闽——这是段祺瑞左右的一条调虎离山之计，省得冯玉祥专门在京里说些“怪话”。
梁启超入阁，有两大计划：第一是认为张勋复辟，中华民国的法统即已中断，所以主张照武昌起义后的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及选举法。这话表面上听来言之成理，但稍微多想一想，便先站不住脚。最明显的一点，如果法统中断，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由约法而产生的大总统黎元洪、副总统冯国璋，亦应去职，那一来不是搞得天下大乱了？
第二是想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与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这是书生论政的理想，行得通行不通，且可不说；眼前的业务，不能不管。财政总长如主持中馈的主妇，多少人等着要开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库如洗的财政总长，恐怕梁士诒都干不了，何况从没有财经界经历的梁启超？这一点当然是预先可以想到的，因而早就物色好了一名次长来“管家”。
这名次长就是王克敏，由张君劢代为接头。初意请他以次长专管监务，王克敏不愿，提了三个条件：第一，总长不可多立计划；第二，不可多交条子；第三，不光是管监务，还要管部务。
这不是“管家”，而是想要“当家”。张君劢劝梁启超接受他的条件，因为王克敏有两个条件，恰是梁启超所必须而缺少的：第一，民国元年王克敏做直隶交涉使，北京各外国银行为了偿还外债问题，提出交涉，王克敏很出了一番气力，替他们直接向财政部接头，结果相当圆满，所以各外国银行都买他的账；第二，王克敏是富家子出身，声色犬马，无一不好，而且挥金如土，慷慨之至，因此，冯、段的幕府中跟他有交情的很多，此外实力派的军阀，如曹锟、倪嗣冲，都跟他有相当的渊源，一定可以做到政通人和的境地。
这一外一内的两种关系，足补梁启超之不足，因而欣然同意。当然，梁启超一到任，还谈不到改革币制、整理金融，首要之事是要先把临时参议院召集起来。因为对德宣战问题，不独是段祺瑞的一大政治主张，激出复辟这场闹剧，推原论始，亦由对德外交政策而起。一旦大权在握，当然要实现他的主张。此又不仅是抱负舒展之快，而且还关联着一个决定段祺瑞政治生命的大问题。
原来段祺瑞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武力统一中国。既然用武，当然要饷、要军械，是件最花钱的事。正好日本长州藩阀出身的寺内正毅组阁，一反袁世凯时代大隈重信内阁的狰狞面目，改用笑脸发动银弹攻势，决定将过剩的资本，投入中国。于是由久任北洋政府顾问的阪西利八郎，介绍一个经济专家西原龟三来见曹汝霖。据说他是寺内的亲信，在寺内当朝鲜总督时，经济问题都由西原在幕后策划。这一次亦是奉了寺内的密令，来做经济提携的修好之计。
当时曹汝霖是交通银行总理，正在进行一笔借款，由交行的董事施肇基跟日本的军火商大仓喜八郎接头，目标是五百万日元，而一直尚无成议。于是曹汝霖便提到此事，西原一口承诺：绝无问题。
果然，西原大有来历。不多几天，日本藏相胜田主计亲自打了个电报给曹汝霖，日元五百万元照借，不需抵押品。接着汇款亦到了，西原亦不要回扣。中国自从胡雪岩“发明”借外债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好事。段祺瑞大为兴奋，亦因此决定重用曹汝霖，就是要借重他谈判大借款，来达成他武力统一的愿望。
不过，日本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国一定要对德参战。事实上，段祺瑞如非假借参战名义，又何能向日借款，更何能以借款购买大批军火来打内战？但一国对外发动战争，如非出于国民公意，对外不足以见重，对内何能争取支持？所以参战问题，非要经过国会做成决议的形式不可，否则对外尚未参战，在内反对的声浪四起，岂不形成国际上的一大笑柄？
因此，段内阁成立不到十天，即由梁启超执笔，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结果是北洋系军人赞成，而西南各省在首创约法的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表示反对。但梁启超执持不化，段祺瑞一意孤行，终于出现了“护法运动”，造成南北分裂。
不但南北分裂，段内阁内部亦分裂了。原来梁启超打的是如意算盘，与内务总长汤化龙、司法总长林长民及其他研究系要角开好一张名单，由内务部密电各省照选。段系得此消息，大不为然，公推徐树铮向段祺瑞进言。
徐树铮揭发了研究系的私心，是想借此机会，取国民党而代之，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不但目前政府一举一动都将受研究系的挟制，而且将来的政局，亦难免为研究系所操纵。及今不为之计，将成心腹大患。
段祺瑞有些为难，因为他跟梁启超有默契，关于对德参战、武力统一全国，乃至于由曹汝霖向日本去借外债，研究系都可以支持；但关于制造“新法统”，要求段祺瑞让他们放手去干。言犹在耳，不能说了不算。
因此，段祺瑞含含糊糊地没有明确的表示。徐树铮看他意思是动了，而且自信做得不错，将来不至于受责备，于是，他倒是放手去干了。
但是段系耍枪杆子的很多，而议员所长在作弄口舌、耍笔杆，何能在各省找到适当的人选。迫不得已运用军队收编、改编的办法。徐树铮找了王揖唐来商量这件事，决定设立一个俱乐部，作为段系组织新党的大本营。
“我一个人搞不起来，得找个帮手。”王揖唐问道，“你夹袋中有没有人？”
“没有。”徐树铮忽然想起，“你不是说段香岩的秘书长，姓梁的，很能干吗？”
“啊，啊！”这一下提醒了王揖唐，“不错，我来找他。”
原来徐树铮所说的“姓梁的”，名叫梁鸿志，字众异，福建长乐人，前清是学部小京官，入民国后在国务院当个小差使。他的诗作得很好，与黄秋岳同为陈石遗的弟子，亦同被称为诗坛“闽派”的后劲。其时段祺瑞的亲信曾云霈，由于同乡的关系，很照应他。渐渐地，在冠盖京华中，居然也有人知道了“梁秘书”这个人。
当时政界的风气，视天津为别府。做官在北京，享乐在天津，周末离京赴津，被看作是件很时髦的事。各省军阀有所活动，由于北京耳目太密，亦多集中在天津，拿“吃空缺”来的大把银子，供应政客的声色犬马。在这等场合中，脱略身份，往往可以无话不谈。因此，要打听消息，有所谋干，易于成功。
梁鸿志生性善于投机，心想，要想成为要人，一方面得多识政要，一方面又要多做要人状。于是每逢周末，他也坐上头等车，随带俊仆两名，线装书一函，潇潇洒洒上天津。 ↑返回顶部↑
“是的。一万多元已经很不少了，饷是平时就有的——”
“好了，好了！”段祺瑞不愿听他借题发挥的话，“你的报销办不办都不要紧，我另外拨款子给你。”
这一次讨逆军事，前后不过十天工夫，但靳云鹏与段芝贵的军费，一共五笔：“讨逆军总司令部七十万元”；“直隶垫拨讨逆军总司令部十五万元”，所谓“垫拨”是一句话，实际上就是另外给曹锟十五万；“士兵犒赏十万元”；“陆军部收来临时增加军队七十万元”，这笔款子专用来解散辫子兵；“遣留东厂胡同卫队及冯德麟部下用款二十万元”，东厂胡同指黎元洪的私邸而言。总共报销了一百八十五万元。
但是讨逆军的主力第十六混成旅，军费只报一万多元，相形之下，花账未免太大了。所以干脆不要冯玉祥报销，除了事先已经送过的款子以外，决定再拨五万大洋。
冯玉祥带兵的作风是，凡遇大笔款项收入，首先考虑的事是买军火。这一回他想买一门大炮，可是派人到王府井大街的洋行里一打听，一门炮起码要二十万，只好知难而退。
于是有个连长石友三建议：“冯德麟进关是带了手枪队来的。冯德麟一垮，手枪队的手枪都三文不值两文地卖掉了，流落在前门外店铺里的很不少。咱们不如收买手枪，成立一个手枪队。”
冯玉祥接纳了这个建议，而且将收买手枪的差使，就交给了石友三。他是吉林人，冯德麟的手枪队中，有不少是他的同乡，如今流落在北京的，也还有好几个。石友三找到一个同乡，了解了情况以后，便去找一家字号叫作“求增号”的军装铺，一谈即妥。称为“自来得”的手枪倒不贵，每支不过四五十元，但光有枪没有子弹也无用，一发子弹要一块两毛，每支枪配一百发子弹，总数便得一百六七十元。
当时军阀的风气，以成立手枪队作卫队为时髦。冯玉祥当然不为了赶时髦，照连的编制，组成两个手枪队，将李鸣钟的营副刘汝明调为旅部副官，管理这两个手枪队，一面训练，一面南下援闽——这是段祺瑞左右的一条调虎离山之计，省得冯玉祥专门在京里说些“怪话”。
梁启超入阁，有两大计划：第一是认为张勋复辟，中华民国的法统即已中断，所以主张照武昌起义后的先例，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及选举法。这话表面上听来言之成理，但稍微多想一想，便先站不住脚。最明显的一点，如果法统中断，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由约法而产生的大总统黎元洪、副总统冯国璋，亦应去职，那一来不是搞得天下大乱了？
第二是想利用缓付的庚子赔款与币制借款，来彻底改革币制，整顿金融。这是书生论政的理想，行得通行不通，且可不说；眼前的业务，不能不管。财政总长如主持中馈的主妇，多少人等着要开销。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国库如洗的财政总长，恐怕梁士诒都干不了，何况从没有财经界经历的梁启超？这一点当然是预先可以想到的，因而早就物色好了一名次长来“管家”。
这名次长就是王克敏，由张君劢代为接头。初意请他以次长专管监务，王克敏不愿，提了三个条件：第一，总长不可多立计划；第二，不可多交条子；第三，不光是管监务，还要管部务。
这不是“管家”，而是想要“当家”。张君劢劝梁启超接受他的条件，因为王克敏有两个条件，恰是梁启超所必须而缺少的：第一，民国元年王克敏做直隶交涉使，北京各外国银行为了偿还外债问题，提出交涉，王克敏很出了一番气力，替他们直接向财政部接头，结果相当圆满，所以各外国银行都买他的账；第二，王克敏是富家子出身，声色犬马，无一不好，而且挥金如土，慷慨之至，因此，冯、段的幕府中跟他有交情的很多，此外实力派的军阀，如曹锟、倪嗣冲，都跟他有相当的渊源，一定可以做到政通人和的境地。
这一外一内的两种关系，足补梁启超之不足，因而欣然同意。当然，梁启超一到任，还谈不到改革币制、整理金融，首要之事是要先把临时参议院召集起来。因为对德宣战问题，不独是段祺瑞的一大政治主张，激出复辟这场闹剧，推原论始，亦由对德外交政策而起。一旦大权在握，当然要实现他的主张。此又不仅是抱负舒展之快，而且还关联着一个决定段祺瑞政治生命的大问题。
原来段祺瑞一生最大的愿望是武力统一中国。既然用武，当然要饷、要军械，是件最花钱的事。正好日本长州藩阀出身的寺内正毅组阁，一反袁世凯时代大隈重信内阁的狰狞面目，改用笑脸发动银弹攻势，决定将过剩的资本，投入中国。于是由久任北洋政府顾问的阪西利八郎，介绍一个经济专家西原龟三来见曹汝霖。据说他是寺内的亲信，在寺内当朝鲜总督时，经济问题都由西原在幕后策划。这一次亦是奉了寺内的密令，来做经济提携的修好之计。
当时曹汝霖是交通银行总理，正在进行一笔借款，由交行的董事施肇基跟日本的军火商大仓喜八郎接头，目标是五百万日元，而一直尚无成议。于是曹汝霖便提到此事，西原一口承诺：绝无问题。
果然，西原大有来历。不多几天，日本藏相胜田主计亲自打了个电报给曹汝霖，日元五百万元照借，不需抵押品。接着汇款亦到了，西原亦不要回扣。中国自从胡雪岩“发明”借外债以来，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的好事。段祺瑞大为兴奋，亦因此决定重用曹汝霖，就是要借重他谈判大借款，来达成他武力统一的愿望。
不过，日本有个先决条件，就是中国一定要对德参战。事实上，段祺瑞如非假借参战名义，又何能向日借款，更何能以借款购买大批军火来打内战？但一国对外发动战争，如非出于国民公意，对外不足以见重，对内何能争取支持？所以参战问题，非要经过国会做成决议的形式不可，否则对外尚未参战，在内反对的声浪四起，岂不形成国际上的一大笑柄？
因此，段内阁成立不到十天，即由梁启超执笔，以国务院名义，通电各省征求召集临时参议院意见。结果是北洋系军人赞成，而西南各省在首创约法的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下，表示反对。但梁启超执持不化，段祺瑞一意孤行，终于出现了“护法运动”，造成南北分裂。
不但南北分裂，段内阁内部亦分裂了。原来梁启超打的是如意算盘，与内务总长汤化龙、司法总长林长民及其他研究系要角开好一张名单，由内务部密电各省照选。段系得此消息，大不为然，公推徐树铮向段祺瑞进言。
徐树铮揭发了研究系的私心，是想借此机会，取国民党而代之，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不但目前政府一举一动都将受研究系的挟制，而且将来的政局，亦难免为研究系所操纵。及今不为之计，将成心腹大患。
段祺瑞有些为难，因为他跟梁启超有默契，关于对德参战、武力统一全国，乃至于由曹汝霖向日本去借外债，研究系都可以支持；但关于制造“新法统”，要求段祺瑞让他们放手去干。言犹在耳，不能说了不算。
因此，段祺瑞含含糊糊地没有明确的表示。徐树铮看他意思是动了，而且自信做得不错，将来不至于受责备，于是，他倒是放手去干了。
但是段系耍枪杆子的很多，而议员所长在作弄口舌、耍笔杆，何能在各省找到适当的人选。迫不得已运用军队收编、改编的办法。徐树铮找了王揖唐来商量这件事，决定设立一个俱乐部，作为段系组织新党的大本营。
“我一个人搞不起来，得找个帮手。”王揖唐问道，“你夹袋中有没有人？”
“没有。”徐树铮忽然想起，“你不是说段香岩的秘书长，姓梁的，很能干吗？”
“啊，啊！”这一下提醒了王揖唐，“不错，我来找他。”
原来徐树铮所说的“姓梁的”，名叫梁鸿志，字众异，福建长乐人，前清是学部小京官，入民国后在国务院当个小差使。他的诗作得很好，与黄秋岳同为陈石遗的弟子，亦同被称为诗坛“闽派”的后劲。其时段祺瑞的亲信曾云霈，由于同乡的关系，很照应他。渐渐地，在冠盖京华中，居然也有人知道了“梁秘书”这个人。
当时政界的风气，视天津为别府。做官在北京，享乐在天津，周末离京赴津，被看作是件很时髦的事。各省军阀有所活动，由于北京耳目太密，亦多集中在天津，拿“吃空缺”来的大把银子，供应政客的声色犬马。在这等场合中，脱略身份，往往可以无话不谈。因此，要打听消息，有所谋干，易于成功。
梁鸿志生性善于投机，心想，要想成为要人，一方面得多识政要，一方面又要多做要人状。于是每逢周末，他也坐上头等车，随带俊仆两名，线装书一函，潇潇洒洒上天津。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