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3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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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出现了这样的情势,是徐树铮一手所造成。张作霖此时还没有问鼎中原之心,目的只希望统一东三省,以将来得段祺瑞之助,驱逐吉林督军孟恩远、黑龙江督军鲍贵卿,作为与徐树铮合作的条件。而徐树铮的两大目的是捧段出山及联奉制直,此时看到时机成熟,便与吴鼎昌谈好了步骤,征得张作霖的同意,用他的名义,开始发动。
  首先是由张作霖分电各省督军,主张共推段祺瑞组阁,提议请曹锟、张怀芝领衔发表通电,且不必说推段的话,只说大局不安,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担当得起的内阁总理,其人选“请东海与元首商定”。等通电一发表,请曹汝霖与吴炳湘二人负责联系,催促徐世昌发言,安排段祺瑞组阁的手续。预计三天至五天的工夫,大功即可告成。
  哪知事出意外,曹锟愿意拥护段祺瑞,只是领衔发通电,却不免踌躇。这个问题不大,曹锟不愿,可以找别人,让徐树铮跳脚的是,内部有人在捣鬼。
  原来段祺瑞的作风很特别,只要他相信的人,谁都可以放手办事,出了麻烦,他来负责。因此他左右的红人,你不服我,我不服你,大家各行其是。段祺瑞只是“择善而从”,很少去问问别人的意见。事实上他亦并不十分了解每个人在做些什么,像徐树铮在关外跟张作霖、杨宇霆所谈的一切,他就不大清楚,所以在秦皇岛军火被扣以后,居然致电张作霖严词质问,要求发还。
  就为了不了解徐树铮的步骤,所以听说张作霖希望他出山时,他还在迟疑。靳云鹏、段芝贵都劝段祺瑞慎重,出山容易,下台很难,反正“参战督办”权力很大,居其实而不居其名,做好了更好,倘或力不从心,责任亦比较容易推卸。段祺瑞觉得他们的话很有道理,所以迟疑着不愿出山。
  他不知道靳云鹏、段芝贵劝他的话,都出于私心。靳云鹏经手大批军饷,差使甚肥,生怕段祺瑞一组阁,不必再有这个因人设事的“督办参战事务处”,明令撤销,业务归并陆军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他的差使亦就完蛋了。
  段芝贵更是异想天开,有意代理王士珍的职务,过一过内阁总理的瘾——这是出于王克敏的怂恿。他本来是梁启超约来的,与段祺瑞的关系并不深。心想梁士诒已经与朱启钤、周自齐同时被撤销了通缉令,而且已经由日本到达天津,如果内阁改组,极可能由梁士诒接掌交通,而曹汝霖经手西原借款,接任财长是顺理成章的事。唯有内阁不改组,自己才得蝉联,因而教了段芝贵一套话,叫他去看张作霖。
  怦然心动的段芝贵,决定照王克敏的话去试一试。不过他是袁世凯称帝时,为张作霖从关外撵出来的,还不好意思亲自出关,派了个亲信去见张作霖,希望支持他代理内阁总理,交换条件是发表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
  张作霖最恨人忘恩负义。老段待小段甚厚,而小段居然挖老段的墙脚,在张作霖看,是件绝对无法容忍的事。加以有徐树铮在旁边历数段芝贵的种种劣迹,张作霖越发光火,当着来使将段芝贵臭骂了一顿,连信都不回。
  在曹锟这方面,徐树铮亲自出保定,与曹锟的胞弟、直隶省长曹锐去接头,才知道曹锟怕段祺瑞复出,李纯的江苏督军不能安于位。徐树铮当即表示,可以劝请段祺瑞让步。恰好攻湘的第一路军打了个胜仗,攻陷了入桂要冲的岳州,主义派声势一振,加以刚刚由东京回任的日本公使林权助,出面请徐世昌斡旋僵局,于是局势急转直下,等十九省军民首长,包括“长江三督”在内,劝段祺瑞出山的通电一到,冯国璋便不能不明令发表,以段继王,改组内阁。
  这件大事,徐树铮自然要插手,他认为财、陆两部,也就是王克敏、段芝贵非去不可。在天津面邀梁士诒接掌财政,而梁士诒转保吴鼎昌,此人才具是够了,资望却还不足。因此徐树铮建议,由段祺瑞自兼财政,而以吴鼎昌为副手,过相当时期,再提升他为总长。如果段祺瑞不肯自兼,则不妨由曹汝霖兼署。至于陆军总长,徐树铮保荐烟台镇守使聂宪藩,认为他可以胜任愉快。
  对于段芝贵,由于“一方面脸厚而欲奢,一方面手软而情重”,毕竟一仍其旧。至于财政总长,段祺瑞亦不愿自兼,听从徐树铮的意见,请曹汝霖兼摄。
  段祺瑞开门见山地说,对西南用兵,以筹措军费为第一大事。财长一席,大家不敢担任,他相信曹汝霖肯负这个责任,而且也有勇气。希望能跟他同任艰巨,兼摄财政总长,主持西原借款,同时推荐吴鼎昌做他的次长。
  这些情形,曹汝霖事先已有所闻,也在心理上做了准备,当下很痛快地一口答应,借款也很顺利。段祺瑞还特为南下犒师,在汉口慰劳了第一路司令曹锟、第二路司令张怀芝,又接受随行人员曾云霈、吴鼎昌的建议,乘兵舰东下,去安抚赣、苏两督,在九江接见了陈光远,到南京与李纯及淞沪护军使卢永祥欢聚,方始改乘专车由津浦路北上。
  其时用兵的策略是,一、二两路及段祺瑞所派的湖南督军兼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共分三路攻湘。另外由浙江派兵一师援闽,会同福建督军李厚基,出厦门攻湘、梅,声援被困于广东南路的龙济光。在湖南的北军,以湘乡、宝庆为右路,衡山、衡阳为中路,攸县、茶陵为左路,分别由张敬尧、吴佩孚、张怀芝负责。
  这三路当然是中路打得好,吴佩孚的第六师,连克衡山、衡阳。左路由山东暂编第一师及倪嗣冲的安武军所组成,战斗力最弱。施从滨的第一师,士兵跟要饭的没有什么两样。先是凭一股锐气,打下了攸县。没有几天工夫,湘军师长赵恒惕及零陵镇守使卷土重来,攸县失而复得。第二路三万五千余众大败,醴陵、株洲,先后为湘军收复,北军施从滨、张敬尧、张宗昌所部,分向长沙、萍乡撤退,溃不成军。
  其时徐树铮跟段祺瑞到了汉口,因为要安排奉军援湘,逗留两湖。在岳州得到前线败报,徐树铮除了急调奉军第一支队进援以外,星夜赶到汉口,为奉军打前站。一路所见,伤心惨目,打个电报给段祺瑞,预备“进京请训”,同时也作了战地视察报告。
  电报中说:“此次第二路之挫失,自有取败之道,实非意外。以树铮此行所见言之,长沙城外,施师退兵,并列官长,成列率行;仅仅十余、或廿、或卅成群,陆续麇集。头无帽、足多赤,间虽有履,而缎布草麻不等。身无军衣,所着汗褂,蓝白黑各异其色。枪虽未失,而枪子琅琅坠地,亦不顾惜,惟背后各背一包裹,大小不等,皆护之若命。树铮曾面询一二人:‘背后包里何物?’则嗫嚅不对。”
  想来包裹中总是值钱的“战利品”,却又不然。徐树铮又说:“至途中又遇零星窃逃者,准其附车北还,发现其包,则红裙翠袖、妇孺小衣,灿然盈目。”
  徐树铮既骇且怒,下令随行马弁,夺过来便往车厢外面丢。哪知可骇可怒之事,还在后面。徐树铮在电报中接下来说:“为之随车散掷,则皆拼命跳下,重复拾集而去,绝不顾及坠车生死。似此奋勇之兵,真可为国家痛哭矣!”
  根据所见,加以推测,徐树铮的论断是:“攸县挫失,或尚出于惊溃;醴陵挫失,必系掳掠而逃。此种军队,为之官长者,尚敢饰报敌状,希自遮掩,一死宁足蔽其辜乎?”
  这是指施从滨及张怀芝而言。张怀芝兵败以后,连电北京政府发给“收容费”,居然道是“打胜仗者固需款,打败仗者尤需款”。陆军部将这个电报转到财政部,将曹汝霖气得说不出话。他剃一个“海军头”,寸把长的花白头发,根根上竖,像一把钢刷,此时看来更有“怒发冲冠”之概。
  第二天正好是国务会议,一张“大餐桌”,国务总理坐了主位,左面内务,右面财政,接下来是外交、陆军、海军、司法、教育,交通、农商两总长忝居末座。曹汝霖本职是交通总长,为示谦虚,不坐兼摄的位子,所以与主席相隔甚远。因为如此,段祺瑞就没有注意到他这一天的脸色铁青。
  “这一次湖南的战事——”
  段祺瑞刚说得一句,突然发现远处冒出一个人,定睛一看才知道是曹汝霖。既然他站了起来,自然就有话要说,段祺瑞便停了下来,请他发言。
  “总理,提到湖南的战事,财政部实在不胜负荷。发了开拔费,不久又要收容费,我真不知道收容了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出师不到半年,军费已经用了不少,这样下去,我实在无能为力,请总理另简贤能。”说完,曹汝霖气呼呼往下一坐,将脸扭了过去。
  段祺瑞坐在那里,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好一会儿才站起身来,亲自走到曹汝霖面前,弯腰开口。
  见此光景,曹汝霖不免歉然,赶紧也站起身来说:“请总理回座。”说着,伸手相扶。
  “难怪你生气。”段祺瑞说,“怀芝也太难了,自己不上前线不说,派一个暂编的师去打,宜其一战即溃。初次出兵不利,大有影响;但兵败不收容,贻害地方,亦不是办法。”段祺瑞拱拱手说,“这件事不能只怪怀芝。总之,请勉为其难。如何?”
  曹汝霖听他话中有因,只好这样答说:“容我回部里去商量,再来奉覆。” ↑返回顶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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